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中国未成年人福利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开始起步，90年代是未成年人福利相关立法发展最快的时期，从1980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到1991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再到2002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，目前已有近20部与未成年人福利相关的法律法规，覆盖了未成年人的家庭、健康、收养、教育，以及少年司法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，说明“未成年人福利为本”的理念正逐渐得到了立法者的认可。

一、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社会福利与犯罪预防的相关问题

　　针对我国处于第一个阶段的初步完成和第二个阶段起步的状态，分析未成年人社会福利与犯罪预防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　　（一）留守儿童问题

　　2012年5月，江西省农民工王家兄弟的5名孩子（最小的6岁，最大的11岁）不慎滑落村后水塘，老人呼救，全村竟找不到一位青壮年救援者，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溺水身亡。由老人组成“空心村”除了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外，更为严重的是留守儿童长期生长在缺少父爱和母爱的环境中，社会化过程受阻，他们未来的人格发展令人担忧。

　　（二）流浪儿童问题

　　民政部每年救济流浪儿童超过51万人次，据统计，全国约有100-150万流浪儿童，流浪儿童生存环境比留守儿童恶劣得多。2012年11月，贵州省毕节市一垃圾箱内五个儿童因避寒取暖煤气中毒身亡，2006-2007年中央综治委课题“中国流浪儿童研究”调研结果显示，32.9％的流浪儿童靠偷盗、诈骗、抢劫、贩毒、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谋生。

　　（三）中国问题家庭数量激增

　　“问题家庭”包括两种：一是结构性破损家庭，二是功能性破损家庭。2002-2010年，全国连续8年离婚人数递增，2010年，全国离婚夫妇数目达267.8万对，离婚家庭数量的攀升带来“结构性破损家庭”增加，直接导致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的恶化。

　　（四）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危机问题

　　农民工问题在学理上应当属于移民问题，大量研究显示，第一代移民能坚守传统，忍辱负重、知足常乐，较少自我认同危机。第二代则与父辈完全不同，他们从小生长在移住地，认同移住地的新文化，追求享乐和时尚，但依然受到传统家乡文化的约束，对移住地的社会排斥感受敏感，经常处于“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”的“中途半端”状态，心理学上称其为“自我同一性混乱”，致使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大大高于第一代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正日渐显露。

　  三、未成年人福利制度建立完善与犯罪预防

　  从犯罪预防学的角度看，上述的留守儿童、流浪儿童、学生辍学夜不归宿、问题家庭数量的增加等，都是犯罪预测的重要因子，会成为拉动未来几年未成年人、特别是青少年犯罪数量再度攀升的基本要素，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特提出以下四点建议：

　　第一，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福利法律。比如儿童福利法等，统领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从法律制度的层面全面地保障未成年人权利。

　　第二，进一步完成福利为本阶段启蒙和宣传，普及“未成年人福利为本”、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”的现代理念及未成年人的法律知识，提高人们对相关法律的认知度。

第三，着力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未成年人权利保护问题。城市应当张开双臂欢迎农民工的孩子们来城市居住，与城市孩子一样就近入学，享受各种“同城待遇”，让他们向城市孩子一样，不被排斥、不被歧视，健康茁壮成长。

　　第四，稳定家庭关系，重建家庭伦理。我们应当在各种社会教育中强调婚姻家庭的社会责任，重塑规范有序的家庭伦理，稳定家庭关系，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。